《当代课程问题》（第三版）是美国十几名著名学者研究当前课程问题的成果集，一些年轻的博士研究生参与了中文版的翻译。这里选载四位来自不同专业方向的博士生的读后感，他们对本书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深刻而不晦涩，洋溢着理性的光辉又不失感性的魅力，使得这些不同时代的作品大多散发着思想的穿透力，对中国当前的
让反思伴我们前行
哲学反思视野中的课程研究
李长伟
在人类历史上，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第一次将“科学”与“欲望”提升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并以此造就了丰富发达的物质文明和永不衰竭的进取精神。然而，科学的“精确性”与欲望的“无休止性”也同时将人类带入了“无思”的境地，换句话说，生活在科学框架中的现代人在“永远向前”的欲望推动下忙忙碌碌、匆匆向前而难得“停下来思考”，思考“我们正在做什么”，生活由此趋向庸碌与虚无。在此情景下，以“反思”为核心的哲学应当介入现代生活，突破欲望的束缚，唤醒人类反思的能力。对教育领域中的课程研究来说，哲学的反思尤为重要，因为课程研究所关涉的课程是人们进入自我与世界、追寻美好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与资源。
由美国当代著名课程论专家阿伦・Ｃ・奥恩斯坦教授等主编的《当代课程问题》，就是将哲学反思引入课程研究一本杰出著作。在这部优秀的著作中，阿伦・奥恩斯坦、拉尔夫・泰勒、彼得・麦克拉伦等著名学者对过于倚重科学规范和社会成规去进行课程开发与实施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在奥恩斯坦等人看来，一个负责的、优秀的课程工作者应当了解各种哲学思想，因为“哲学无所不在地决定着人们的现实观，决定着哪些价值观和知识是重要的，也左右着有关教育、教学和课程的决策”。不过，这绝不意味着课程工作者可以凭自己的喜好和社会的意志随便地采纳一种哲学思想去进行课程设计与实施，相反，他必须具有反思性“实践智慧”，以审慎的、批判的眼光看待它们。因为课程实践是复杂又具体的，牵涉到学生、教师、学科、家长、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因此，奥恩斯坦提醒课程工作者不要仅以一种哲学思想作为课程开发的指南，而要努力寻求能平衡各种因素的“中间区域”。罗纳德・勃兰特与拉尔夫・泰勒提醒课程工作者在设计目标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不要指望能够寻找适用于所有情景的最佳清单。弗朗西斯・克莱因提醒课程工作者在认识到当今课程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工艺学观、认知过程观和学术理性主义观的局限性，进而引入社会改造观和自我实现观的时候，不要非此即彼，多样化的课程设计会使课程更为丰富多彩。彼得・麦克拉伦通过对保罗・弗莱雷的批判教育学的高度评价，提醒课程工作者要具备反思与批判精神，与只强调强势利益的社会主流保持距离，为实现充满人道与爱的教育目的而努力；玛克辛・格林则在批判标准化的科学技术对学生的想象力、思考力和爱的能力的剥夺的基础上，提醒课程工作者要加强艺术方面的教育，让学生在与艺术品的接触中，成为一个具有独特个性同时又深爱他人的人。概括说来，这部著作传达的是一种对“不言而喻的”现象进行自觉反思的意识。
追问学校的德育理念
课程与道德教育
刘黔敏
道德教育永远不是轻松的话题，今日的学校道德教育更总是处在争议中，有对其方式方法的指责，也有对其效果的质疑。《当代课程问题》中的几篇涉及道德教育方面的文章，无论是对学科德育的关注，还是对学校管理的追问，抑或是对道德教育设计本身的质疑，都发人深思。
让学生获得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形成正确价值观，是此次新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但如何在数学课上教道德？如何在生物课上进行关于道德主题的讨论？如何在艺术课上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关于这些问题，笔者在阅读内尔・诺丁斯的《教关爱的主题》之后发出了会心的微笑。以犯罪的主题为例，内尔・诺丁斯指出，数学课程可以收集有关犯罪的地点、频数、各类犯罪的比率、罪犯的年龄以及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等数据，还可制作一些图表。生物科学教师将会发现犯罪学能丰富他们的进化论教学，例如，在多大的程度上，犯罪的倾向是遗传的？为什么男人犯下的暴行比女人要多得多？艺术教师则可以让学生们了解纳粹时代的艺术控制是如何助长一个国家走上犯罪的道路的等等。她的视界里将科学、艺术与社会问题如此巧妙而有机地结合在课堂教学之中，让人叹服。经常看到学校中存在的种种师生关系恶化的新闻，一般来说最后也就止于对教师道德的指责。而托马斯・塞尔乔瓦尼的《德性政治：关于学校领导的新构想》则提出这样的问题：当学校的管理本身缺乏德性，学校总是存在着分裂、相互敌视、派系斗争，所有的人都在为利益而竞争，教师们生活在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之中的时候，让教师道德地对待学生，去教学生道德，是否会存在实践的断裂呢？事实上教师是无法“孤独”地进行道德教育的，学校必须成为充满德性智慧的地方，才有可能培养有道德的人。这对于今日中国学校教育管理问题无疑是一种很好的警示。
长期以来人们喜欢评论学校的道德教育的效果问题，认为学生的道德水平没有达到教育者所希望的境界，但是很少有人去追问道德教育本身的道德性问题。阿尔菲・科恩的《对品行教育的批判性反思》一文针对美国的品行教育方案提出了五个问题：问题是在哪个层面上被提出来的？人性观是什么？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哪些价值观得到了提倡？学习的理论是什么？沿着这五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对我国的道德教育的道德性进行反思。
教学智慧的盛宴
以科学与艺术的双重力量关怀师生
王丽琴
《当代课程问题》中讨论的若干课程问题，都可以落实为教学问题，而教学过程中师与生教学智慧的被充分发掘、充分尊重是学校、课程等良好运作的前提。第二编和第四编中的数篇论文有一个相似的主题，那就是深切关怀现实处境中的教师与学生的教学生活状态。不论作者倾向于认为教学是科学还是艺术、支持人本主义的教学还是其他，以往常见的争执与辩驳在文中化作相互支撑的力量，共同构成了这场交织着科学与人文光辉的教学智慧之盛宴。
本杰明・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影响中国的教学，他的《教学方法的探索》一文洋溢着乐观主义情绪，他和研究生们做过的一系列教学实验，以规范的科学主义视角比较了常规教学、掌握学习和个别教学的效果，光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就很值得国内的教学实践者们认真学习。类似的科学主义教学精神还出现在赫伯特・瓦尔贝格对“教学方法的效力”的综述性研究之中，此文不仅为我们简要回顾与评析了行为主义、程序教学、掌握学习、计算机辅助教学、微格教学等教学模式，更强调了方法对实施过程以及教学目标的高度依赖。文中引用的那句谚语实在生动而深刻：“即使是最好的锯子，如果被当作锤子来使用，也是无济于事的。”相比之下，经历了科学化浪潮之后的美国教学研究也逐渐开始了对技术化教学的反思，帕克・帕尔默的《教师的内心世界》一文尤其值得一读。他反复倡导教师面对真实的自我，提出了“聆听内心的教师”这一令人心旷神怡的概念，而这样的研究自然不能再倚重于布卢姆式的经典教学实验，“故事”成了最好的描述这类教学思想的方式。
两编中许多论文处处潜藏着新鲜的研究视角：当威廉・格拉瑟在珍妮特的婚姻失败与约翰的学业失败之间找到超出人们想象的相似处（没有人关注我、没有人听我的想法等）时，我们不能不为作者独特的审视视角而赞叹；当安迪・哈格里夫斯从教师日常情绪的访谈记录中找到教师与家长交往中的焦虑源泉（家长对过去学校的怀旧之情）时，我们则深刻地感受到作者关怀教师、学生的人文立场。不少作者关注了标准化教育、标准化测验、教学评估等科学主义色彩更为浓烈的课题，但他们的观点大多是尽可能中正的，在阐述标准的合理性、必要性的同时，提出了基于标准的教育所面临的危险。还有一些教学问题是这个时代新近出现的，如网络一代与互动教学技术，面对数字时代数码儿童们遭遇的各种焦虑，学校必须迎接挑战。唐・塔普斯科特在《教育网络一代》一文中为我们展示了乐观但不盲目的教学信念。在他看来，新一代教师从传递者变成了促进者，而当我们进行这一势在必行的变革时，我们可以求助于在新技术的环境中长大并沉浸于其中的一代人，因为“他们是唯一最有发言权的人”。
超越二元对立
课程与政策
王彦力
在当今教育领域，“没有研究的政策不可能成为好政策”、“不关心政策应用的研究不可能成为有价值的研究”的研究理念与价值追求，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到总是被看作是教育问题的核心和关键的课程问题。特别是目前在急切的“赶超”意识驱动下，我国的课程改革正进行的轰轰烈烈之际，为了避免以往我国教育改革中由于缺乏深入的理性思考而屡屡出现过的“赶时髦”、“一阵风”的弊病，探求课程与政策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有必要倾听一下大洋彼岸有关课程与政策研究的理性的声音。
“课程与政策”是美国当代课程论专家阿伦・Ｃ・奥恩斯坦教授主编的《当代课程问题》一书中讨论的一个专题。首先哈罗德・霍奇金森教授的《教育人口学：教师应当了解什么》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一个国家人口变化的趋势中对教育政策产生影响的几个重要因素。霍奇金森教授认为，其中种族、宗教、年龄、生育、财富和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等方面的人口统计学资料都将会对教育政策的制订产生重大的影响。具体到实施课程教学的课堂中，相关的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对作为课堂管理者教师的行为，教师不仅应该了解种族和年龄结构的改变将会对教育、课程和教学产生的宏观影响，而且还应该充分考虑到由于学生的差异性所带入课堂上世界观的不同，以及如何对多样化的学生群体在最大程度上实施“因材施教”。乔伊丝・爱泼斯坦教授在《创建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一文中探讨了学校、家庭和社区如何更好为每一个学龄儿童服务的问题，提出，尽管建立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伙伴关系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这种“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又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影响，促使这种“伙伴关系”的积极、健康发展，还需要来自政府、管理者、当地纳税人、教师、学生父母、学生等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詹姆丝・西尔丝教授的《男、女同性恋家庭和双恋家庭对教育者的挑战》、珍妮・奥克斯教授的《限制学生学校成功和生活的机会：分轨的影响》和阿伦・奥登教授的《维持综合学校改革所需的成本》的三篇论文则从制定教育政策的具体问题出发，探讨了诸如学校课程设计应如何关注来自非传统家庭――男、女同性恋家庭和双恋家庭――学生的成长问题；教育分轨政策对学生产生的不利影响问题，以及从经费支出的成本估算来进行适合实际需要的综合学校改革问题。这些对有关课程和政策之间具体问题探讨的目的在于提醒人们注意，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影响的基础上制订课程改革的政策，才会有较好地满足实际的需要。
以往美国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是，无论当时在制定改革政策时设想的多么美好，一旦实施起来总是难免会出现种种失误。失误根源在哪里？卡尔・格利克曼教授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教育改革中的二元对立。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总是企图把教育中出现的问题简单地做正确与错误的划分，最终选取得一种“正确的”观点，抛弃另一观点，这是意识形态绝对化倾向的突出体现。事实上，每一时期的教育发展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综合了社会的各方面影响。研究者应尽量排除各种意识形态干扰，走出教育历史研究中二元式对立的研究范式，联系具体的各种社会因素，在具体的条件境遇中，综合考察教育问题出现的各种原因，并以此为依据来制订教育政策，这样，才能在未来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可能性前，最终做出明智的选择。
?（《当代课程问题》，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月版，６５．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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